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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9章 榷税轻重天下议（第1页）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张四维和申时行认为是否不要大张旗鼓的进行，因为他们两人担心的是，朝廷一旦公开对于工商业征税的事情，必然不胜烦扰，从地方到朝廷，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很多人对于朝廷的一些政策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一旦朝廷公开讨论此事，他们必然会跳出来借机供给朝廷，这点是阁臣们所担心的。

朱载坖则是表示无妨，朱载坖就是要看看有哪些人跳出来，他们不跳出来，朱载坖的怎么好收拾他们呢？朱载坖并不担心他们跳出，甚至朱载坖就是要看看哪些人跳出来，所以朱载坖才选择议明发上谕的形式要求对于工商业制定完整的榷税制度，朱载坖很清楚，这诏书一下，肯定会在大明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

在这些年以来，整个大明最来钱的生意是什么？莫过于开工场了，不管是纺织、瓷器还是其他的工场，都是可以获得重利的，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朱载坖特地以明发上谕的形势下达对于工商业的榷税讨论，就是要看看这些人对于朝廷榷税的看法。

也正如阁臣们所预料的那样，在朱载坖的上谕下达之后，反响是十分强烈的，各地、各级的官员们纷纷上疏，陈述自己对于工商业榷税的看法，官员们看法五花八门，不过朱载坖还是从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讨论这些榷税制度的奏疏中，地方官员们的奏疏是很多的，地方官员们主要是认为工商榷税应该更多的留在地方，这也是很多地方官员们的想法，因为在朱载坖实施的新政措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地方官吏数量，以强化朝廷对于地方的管理，在朱载坖执政的这二十多年以来，朝廷的流内官增加了四成，而经制吏员增加了不止十倍，在朱载坖的命令下，朝廷不允许有所谓的白身吏员存在，衙门中的所有官吏都是吃皇粮的。

这就导致官吏俸禄开支浩大，而地方的赋税大头又要上缴朝廷，海关、盐税、钞关等赋税则完全为朝廷所有，地方官员们认为，朝廷的财权过重，地方的财政困难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地方所能够支配的财政其实是非常少的，而朝廷对于地方的考成确实越来越严了，不仅仅是赋税的征缴，仓储的完备，还有交通、工商、道路、地方安定等各种项目的考核，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钱粮确实是不够用。

而且朝廷严厉禁止随意加征，对于额外加征的地方官员，一律予以严惩，地方能够来钱的路子确实是不多，这就导致地方官府的很多工作很难开展，地方官府无法正常运转，对于这个问题，地方官们举出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嘉靖三十五年，苏州府吴县征银 .2 两，而实际用于本县的祭银 135.7 两，整修衙门 300 两，惠民药材银 2 两。

这就是非常之离谱了，虽然这是在朱载坖进行改革之前的事情，但是也是非常惊悚的，朝廷的官府真正用于百姓的，就是二两银子的所谓惠民药材银，至于是否真的用于购买了惠民药材，还尚且不能知道，所以说地方官员们纷纷上疏，要求增加地方的财权，增加地方官府的收入，以保证地方官府能够正常运政和完成朝廷所赋予的各项职能。

地方官员们在上疏中总结了现在地方的情况，第一，由于地方官府财政的空虚，官府为了增加收入，往往会增设许多额外的税项，导致地方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第二,由于地方财政不足，官员的俸禄十分微薄，很多官员变本加厉地鱼肉百姓；第三，有限的地方财政在承担了军饷、官员俸禄之后往往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本地区公共事务的建设有心无力，很多地区都是依靠本地乡绅捐款或者筹集资金来维修道路、渡口、桥梁等基础设施，而当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时，往往只能依靠朝廷的拨款，朝廷所要求的荒政、赈济等难以实施。

同时对于现在商税的实施，地方官员也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商税的设置过于繁重，加上实施过程中又有不少官员趁机渔利，商税的征收变得极为混乱，朝廷和商人都没有从中获利。

以商税的主要来源，钞关关税来说，官员们在奏疏中说道：“国家置立钞关，仿古征商之法，下不病商，上籍裕国，内供赏功，外援边疆。今商税今榷政几遍天下，而朝廷设关东南至北新，西南至九江止矣，其他江西有湖口之税，湖口上接荆吴，下通两广，凡商货出南雄过贑州始抵湖口，处处有税，至芜湖，而分入京省矣。”

虽然朝廷制定了详细的钞关关税的税率，但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近年各路关津货物经由处所，擅立牙行抽税，罔利病民，而且朝廷并没有收到相应的税款，据地方官员们的奏报：“夫一钞关所入曾不足以当一下邑之赋，上之搜括愈严而愈密，下之规避愈巧而愈多。”

这些问题都是确实存在的，还有就是对于工场的征税，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在大明的京畿发达地区，各种工场林立，他们获得巨大的利润，但是并没有向朝廷缴纳足够的赋税，确实是应当征收的，但是地方官员们认为，应该在这次的赋税调整当中，增加地方的财权，使得地方官府能够正常履行职能。

刑部尚书王世贞则是上疏称：“讥而不征，古之道也。七雄之世，关梁咫尺而外皆敌垒，而贾客阑入其间，势不得不严其讥。至汉而用益侈，农益以不给，而商益以富，于是益峻征之。我高皇帝以恭俭享天下，稍衷其平，故于关不能无征，而能无苛征。然而司征者顾不能画一，其法大较宽则利商而病国，刻则利国而病商，而稍以己与之，则国与商俱病，而私橐巍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