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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0章 君臣计议父子商（二）（第1页）

所以张居正对于此獠父子都是极为厌恶的，这种所谓的清廉就是赤裸裸的政治作秀，他拥有大量的田产，却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甚至以不缴纳赋税作为标榜自己的品德高尚的证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张居正的评价是很精当的，此君怪行，非经德也。这人就不是有道德的人。

这点在原本丘橓主持的对于张居正的抄家过程中是有所体现的，在丘橓出发之前，申时行已经预料到这孙子不是个东西了，在给丘橓的书信中，申时行说道：“门下海内人望，以慎狱敬刑为职，亦岂肯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叹哉？ 仆非为江陵惜，为国体惜耳。”

虽然有申时行、于慎行、王锡爵等大员的书信，但是丘橓的报复意愿是极为强烈的，他借口有中使，回复申时行称：“乃会同（中使）拘审，而张居易及家人辈坚执称无，亦间以刑加之。 （张）敬修自首独多，且言动循循。举坐属目，咸温言以慰谕之，而其应对益加凄婉，入夜则敬修就缢以死矣。 此盖见财之不多，因鞫问以夺气，虑家之难保，致忧惧以捐生。”

将张敬修的死说成了畏罪自杀，对于丘橓的这种做派，连于慎行等人都无法忍受，申时行于是去信湖广巡抚李江道：“吾辈将命行事，审法求情，要当于无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宽之路。如复有不慎，全楚骚动，无贻异日之累可也！”

在申时行、于慎行、王锡爵等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之后，尤其是申时行对于湖广巡抚李江施加了压力之后，甚是在潘季驯以夺官的代价上疏后，才将此事予以按下来了，至于丘云章，则就更是没什么可说的，他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进士出身之后即授直隶真定府深州知州，并不算差了。

二甲进士外放从五品知州，而且是放到北直隶这种地方，没有做手脚鬼才相信，至于原本历史上这孙子只当了一年的深州知州就在任上去世了，蹊跷的是，记载丘云章事迹的不是保定府志或者是深州州志，而是丘云章老家的山东诸城县志，据诸城县志记载：“至即殚心厘积弊，杜一切馈遗。修滹沱河堤岸，祷雨立应。无何，卒于官，年二十五。蕣哭以文，词甚悲至云：自念生平悻直，处世过于孤洁，论人伤于刻核，以致天人交怒，而恶报及矣。”

这里面就几个事情很蹊跷，首先就是如果丘云章真的向诸城县志说的是个能臣干吏的话，为什么遍查保定府志和深州州志，都没有丘云章的只言片语，而且这本所谓的诸城县志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乾隆二十一年，为什么要单独将这个时间提出来呢？因为诸城丘氏家族在后来成为了诸城望族，子孙后代多有为官的。

丘氏从丘橓开始，以《礼》经显，有名于朝，尔后甲第蝉联，衣冠鳞集，遂为琅琊世家焉，康熙年间的诸城十老之一丘元武，就是丘氏家族的后代，丘元武家族是诸城五大家族之外很重要的家族。丘家祖籍寿光，自其作为诸城始祖的丘彦成迁居诸城柴沟，直到五世祖丘楙，丘家才真正发达了起来。整个丘氏家族，在康乾年间，进士、举人辈出，在当地堪称望族，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二十一年诸城县志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这本所谓的诸城县志中，监修者赫然有丘玉斯，县志编修的奥妙，尽在于此。

而且有关丘云章的事迹，只见于这一版的诸城县志中，前不见于康熙年间所编修的诸城县志，左右不见于保定府志和深州州志之中，堂堂一州长官，若是真的精忠报国，卒于任上，当地的府州县志居然寂寂无名，这才是咄咄怪事了！丘云章到底是何种人，现在自然是不可考了，但是要说诸城县志的这个记述内容可信，那就得看黄宗羲的论断了。

黄宗羲就认为，地方志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地理概况、历史沿革、水文气象、史迹变迁、风俗人情、道路交通等等事物记载还是比较可信了，而另一部分名人传记之类的，可信程度不高。因为在这些所谓地方志，基本上本地人修的，一般而言是大领导比如知县、知州发倡议，然后由本县有文化的人比如儒学训导之类的去牵头，具体负责编写的往往就是本地的秀才、耆老甚至是童生，基本上就是认字就行，举人都很少，毕竟举人及以上的往往已经去外地当官了，不一定能留在本县。

在编撰所谓的府州县志中，主要的干扰有两个，第一个是本地的所谓世家，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极大，有关他们的家人、祖宗，肯定是要尽可能的美化的，否则的话，看给不给你好果子吃，第二个就是当地的富户，他们在发家致富之后，希望能够留名青史，府州县志就是最好的办法，他们往往以赞助的形式收买这些编撰志书的书生，只要钱给到位，什么是编不出来的。

所以黄宗羲就讲过：“以余观之，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郡县之志，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啊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雀。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簿，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

后人也曾经说过：“志之有二难焉：非邑人则见闻不亲，采访不实，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则又亲戚依倚，好恶纷沓，必至滥收。没其所有则不备，饰其所未则不实，此其所以难也。”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志的人物传记本来就是给地方乡贤做传的，所以这些人的子孙必然会贿赂甚至威胁影响方志的编写人。所以方志中的传记和家谱毫无区别，完全就是一味的称颂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