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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卅五)货币霸权（第1页）

君臣二人又聊了一会儿其他事，朱翊钧忽然好像困意上头，打断正在说话的高务实，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朕有些倦了，先去睡个午觉。

高务实见他哈欠连连，不疑有他，随口说了两句让皇帝保重龙体之类的场面话便退了出来。等出了乾清宫，高务实忽然有些纳闷，皇帝这困意来得也忒突然了，前一刻还谈性甚高，后一刻就哈欠连天，不会是昨晚临幸哪位妃子过于劳累吧？

想到这里，高务实立刻自省起来：我好歹也是朝廷首辅了，这般在心里编排皇帝陛下，属实是有些说不过去，抱歉抱歉。

又走了几步，高务实又想起另一处不对劲。往常如果朱翊钧和自己聊到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留自己在宫里陪他一起吃个午饭的，这在京师官员中都已经是他高某人见怪不怪的特权了——因为大明的皇帝一般不留臣下一起用膳，即便赐宴给内阁阁老，通常也是直接送饭菜去文渊阁的内阁值房，并不会让阁臣来乾清宫与皇帝同吃。

然而今天居然破了例，这就很不一般了。若是外界知晓，恐怕还要怀疑，高阁老是失了圣眷呢，还是皇上交代了什么急务必须马上去办？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高务实虽然并不认为这么点小事就能影响京师官场对皇帝与自己的君臣关系做出错误判断，但麻烦总归是越少越好，因此他打消了回内阁用餐的计划，吩咐身边的宦官直接送自己出宫城，同时通知一下内阁那边不要等自己。

他倒是不怕没地方去，出了宫门之后自然有自家内务部安排的车队接送他去任何地方，而他选择了去京华银行总行——这地方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也是明联储的总部。

明联储的股本很复杂，皇帝的内帑也在明联储的原始股中占有一定比例，所以他来此处，外界就很难判断是不是皇帝问到什么事了。

其实他不是来谈公务的，而是来和高国彦谈一谈对日本的金融战。当然，说金融战多少有些刻意抬高，实际上高务实前世也只是个基层干部，对于金融战并不在行，他眼下要对日本做的那些事，放在后世肯定是相当小儿科的。

不过，现在不是二十一世纪，高务实认为自己的计划还是能有些效果的。

简单来说，高务实是要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配合甲斐姬，让她能更好的控制日本内战的规模、强度乃至节奏。

这里首先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通过这些年不间断的经济渗透，产自南疆的大米已经占据了日本市面上“商品米”的大半江山，顺便将原本居高不下、只有武士阶级以上才能吃得起的大米价格给打下去了不少。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前些年已经成功开采的吕宋大铜矿为高务实提供了大量的铜，京华方面除了铸炮等方面使用之外，很是将这些铜矿用于铸造铜钱——不要误会，不是铸造万历通宝，这个是犯法的——高务实铸造的是专门用于日本市场的永乐通宝。你没看错，就是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通宝。

为什么永乐通宝会是专门为日本市场准备的呢？这个还真值得稍微讲古一下，因为永乐通宝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光与日本有关，其与南疆、南洋甚至印度、波斯地区都有一定关系——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

永乐通宝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改元永乐之后铸造的年号钱。《明会典》记载，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在京师南京铸造永乐通宝钱，永乐九年又派官员去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铸造。但是《明史·食货志》中却只记载了“九年铸永乐钱”，而漏记了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的事。

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三年后又于永乐九年在位于东南沿海的四省铸钱，这看似极为平常的一件事，实际上背后却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这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正式禁用铜钱之后，大明朝廷首次开禁铸钱。

众所周知，朱棣在绝大多数政治安排上都尽力按照父亲的遗命来执行而无视朱允炆的改革，因为这可以为他的“正统性”加分。那么，为什么在铸钱这件事上他却要违背父亲的禁令呢？

其实也正是因为“合法性”。正因为他对“合法性”不足的担忧极大，所以才想通过正式铸造一枚他的年号钱，来抹去他篡位者的嫌疑，并以此向世人昭示他的皇位继承既正统又合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不过是铸造一枚年号钱，真的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钱币，特别是年号钱，是不同于一般物品的，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寓意。因此，每当新的王朝建立，或者是新的皇帝即位，甚至是改元换年号，往往都要铸造一种新的钱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新旧更替、改朝换代的象征性意义，才能昭示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朱棣正是因为明白这层意义，才会宁肯违背朱元璋的祖训，也要打破禁钱令，铸造他的年号钱。

结合两件事，可以看出这件事的重大。一件是靖难之役成功之后，朱棣直接将朱允炆的年号“建文”给废弃了，并将以建文为年号的四年全部换成了洪武年号。

因此，洪武年号本来只有三十一年，最后却变成了三十五年。这样就表示朱棣的“永乐”年号是直接继承自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洪武年号铸造了洪武通宝，中间的建文年号没有铸钱，因此他铸造永乐通宝就可以向世人昭示，他朱棣才是洪武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朱棣铸造年号钱永乐通宝，表面上看虽然打破了朱元璋的禁钱令，但在实际的货币流通中，朱棣还是继续推行朱元璋制定的流通使用纸币的政策。因此，他所铸造的永乐通宝钱根本就没有在国内流通使用，反而是都赏赐给了国外的朝贡使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朱棣铸钱的目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需要。

另一件是朱棣登基之后，立马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使团出使海外，“通好他国，怀柔远人”。他的目的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才是大明王朝的合法天子。

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的年号钱来赏赐沿途各国。因此，在郑和的七次航海中，从永乐七年十月第三次开始，所携带的都是大量的永乐通宝钱。这也是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南京，接着又于永乐九年在东南沿海四省大量铸造永乐通宝钱的原因。

大量的钱币撒出去之后，必然会招来更多的朝贡使臣。永乐一朝，仅泛海而来的国王就有四位，其中三位还留葬在了明朝。为了接待朝贡使臣，朱棣又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个市舶司，在京师则设会同馆以国宾待之。另外还设置了四夷馆，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些使臣都不会空手而归，而赏赐他们的多半都是永乐通宝。

正是由于铸造永乐通宝的目的就是供郑和船队去海外宣扬国威，以及赏赐朝贡使臣，怀柔远人。所以就导致了它不在国内流通使用，于是在后世，永乐通宝在国内出土发现的数量很少，在明清时期的钱币窖藏中更是难得一见，但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

20世纪70年代在东沙、XSQD的水下考古中，发现了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沉船所遗下的铜钱，其中永乐通宝钱的数量极其巨大。据统计，仅XSQD第一次清理的80706枚古钱中，永乐通宝就有49684枚，占62%；第二次清理的能看清文字的1995枚铜钱中，永乐通宝多达1215枚，占61%。在东沙群岛清理的钱币中，永乐通宝也比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多得多。

永乐通宝不仅在南海的西沙、东沙群岛大批量发现，在环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随处可见。譬如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大量的永乐通宝钱出土发现的记录。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乐通宝钱是明朝所构建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通用货币，在中国主导的有等级秩序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深入，大量的永乐通宝钱成了东南亚各国的通用货币，由此开启了永乐通宝风行亚洲的旅程。

而与东南亚地区相比，永乐通宝钱在日本发挥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这是因为在明朝进入永乐盛世的同时，当时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也迎来了足利义满统治的全盛时代，并且还加入了明朝所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